袁贼狡谋。和议万不可恃，无非充彼战备，懈我军心。正拟联合各省，要请大总统及伍外交长，不再迁延议和，布告开战。适得南昌马都督佳电，以袁世凯来沪与否，及会议地点、日期，限于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内答复，决不再延长停战期限等因，敝省极表同情。务恳伍外交总长即与袁世凯严重交涉，将前次与唐代表所订之两军须得全权代表电报述和议决裂、战事重开，始可发令开仗一条，即行更正。若至停战期满，尚未将君主、民主问题解决，即令各路开战。如大总统及各省都督赞成此议，即请伍外交长宣布中外，万勿再与迁延(63)。

　　 黎元洪将湘赣两省都督的来电转达孙中山、伍廷芳，要求依照所请施行(64)。两天后，即1月12日，没有收到回复的谭延闿再度致电大总统、黄陆军部长、武昌副总统、上海伍外交总长、李总司令、各省都督、各路司令、各埠报馆：

　　 袁贼议和，无非肆其狡猾狼毒之手段，舞弄民军。敝省原不承认，早经迭请外交总长，请将条文改正，国会取消，未蒙复答。固知开议艰困，未便通□诘难。但君主、民主问题，必非从容坛玷所能解决。况以袁贼阴险，虏性刁顽，必须决胜疆场，乃可以登同胞于共和幸福之中。以伍总长之高明练达，岂不知是，而必强与羁糜，实所不解。近日连接各处来电，不胜隐忧。曾于蒸日电恳大总统，将议和事件截至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止，决不再延长停战期限，致误军机。顷得江北蒋都督蒸电及安庆孙都督真电，知袁贼节节进兵，是彼已破坏和局。扬州徐总司令宣布袁贼罪状，的是至言。惟各省都督既明知和议不可恃，何必再与开议，而不直切宣战，一扫膻腥?大总统原有主持和战全权，不待延闿一人私议，特事机日迫，不敢缄默，用是披沥愚忱，再请各都督合恳大总统，饬令外交总长与袁世凯严重交涉，无论所订若何条件，以二十七日以前解决，过后只有开战二字，万不承认议和，自堕全功(65)。

　　 谭延闿的通电引起各地民军的响应，广西的陆荣廷、王芝祥通电南京大总统、黄军政总长、武昌副总统、上海伍外交总长、各省都督、各总司令官，表示“谭都督十号电计达台览。国体已定共和，袁世凯尚欲以会议解决，其狡诈人所共见。无论如何结果，必至于战”(66)。贵州都督赵德全附和道：“袁贼狡诈异常，政体交国民会议一节，窥其意，必潜派汉奸运动，达君主立宪目的，苟不如意，再开战端。适接湘电，音[言]常已随唐使到沪运动。袁贼诡谋已露，严立范围，免中袁计。”(67)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甚至质问道：“袁世凯以停战议和为缓兵之计，欲充其军备，缓我军心，其理易明，其事已见，乃我当道诸公一再允其停战要求，究竟是何居心，有无特别缘故，虽难遥揣，要之，欲求早日平和，即须早日决战，能用最多之铁血，方能解决最后之问题。若终始堕其术中，恐宋襄之仁，匪仅无辞以谢天下，大局亦将不堪设想矣。”(68)

　　 1月15日，汤寿潜通电各方，指“此次议和备战，其不信有十四”，包括“明授唐使全权，议件必须电商，名实先已不符”；“遣使议和，清廷已明认民军之国家，默许共和为政体，其亲贵之明达者亦知国民实行优待，密请退位，袁必强待国民会之议决，在斗满汉为鹬蚌，彼将收渔人之利”；“国民地点已明言北京或天津及南京矣，袁自任接议，不敢南来，复强伍总长来京”；“各款由全权唐使电商而后定，忽有取消之说，并径撤唐使”，请从速决战(69)。

　　 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上书孙中山，陈说和战利弊，言辞痛切，说理深刻，最为学界所称引：

　　 和战之局，势宜早定也。一月以来，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，莫如议战议和一事。夫和有何可议者，民主君主，两言而决耳，岂有调停之余地。战亦有何可议者，北伐北伐，闻之耳熟矣，卒无事实之进行。坐是抢攘月余，势成坐困，老(劳)师匮财，攘权夺利，凡种种不良之现象，皆缘是以生。若天下之大局不定，湖山之歌舞依然，吾恐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。夫袁氏之不足恃，岂待今日而后知之?溯彼一生之历史，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……故袁氏者，断不可恃者也。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，袁氏之术，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。彼自身且不可恃，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，以依赖袁氏之术乎?故今日者，必先去依赖袁氏之心，而后可以议战。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，奉之于袁氏之足下，而袁氏蹴尔而不屑，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?

　　 顾犹有持慎重之说者，以为战限延长，非吾民之福，南人北伐，非地势所宜。燮和独以为凡事之可以平和解决者，则以平和解决之，凡事之不能平和解决者，则战争者，所以促进平和，而断非扰乱平和之具。假令两军相持不决，前途之平和，可希冀乎?不能希冀，而犹欲假和议之美名，以涂饰天下人之耳目，吾未见其可也。今日之所恃者，在能战耳，在能战而后能和耳。若夫抢攘纷扰于不和不战、忽和忽战之间，则人心之恐怖，靡有已时，商业之壅滞，犹如昔日，岂必杀人流血，而后为损失耶。况夫相持愈久，则外交之枝节愈多，此次各国所以取不干涉主义者，尊重人道耳，敬畏舆论耳，非有爱我之心也。我内部而稍有可乘，彼必不肯牺牲自国之利益，以曲徇我为事。今俄之于蒙古，其明征矣。是故无论自对内对外言之，民主、君主之解决，宜速而不宜迟。而其解决之手段，不外于平和与武力二者。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，断非平和可以解决。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，希冀战争之不再开者，名虽尊重人道，实则违悖人道。何则?以其迁延愈久，而损失愈大也。故今日之战，为人道而战，决非破坏人道之举也(70)。

　　 1月26日，蔡锷通电各方，以和谈已无意义，力主整兵开战：“谭都督咸电，鄙意极为赞同。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，大总统已举定，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，此其一。国民会议，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，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，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，以期战息，懈我军心，此其二。主张共和，殆全国一致；所反对者，惟少数之满清奴隶耳。设开会议而圆袁逆狡，遵守为君主国体，则各省必不肯承认，战祸终无已时，此其三。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，固理所必无；即别以汉人为君主，亦事势所不容。故君主国体，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，必强留存此物，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，此其四。唐使签定之约，而袁不承认，方在停战期内，而北军袭取颍州，进攻陕州，在清廷亦并未决议和，此其五。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订，惟有诉诸兵力耳。”请求率精兵长驱河洛，戮力中原(71)。

　　 各地光复政权的军政长官人人慷慨激昂，社团民众也群情激奋。1月18日，龙州商会电称：“经十七省举定总统，民主多数已占，我□优胜，纵稍流血，肯弃万载幸福?勿迁就复开全国投票再决，恐蹈袁计，恃票取决，列强借口，遗恨难追。”(72)湖南南路士民通电孙中山和各省军政府：“和议屡展，士气已衰，开会投票，尤属至危。共和民国，已经中外承认，若待再议，则前举总统、组织政府等事皆戏耳。既凭票决殊难预卜，现今反正止十四省，满人范围尚有十部，以每部三人相较，我只多十二人，若满人转得七人，君主即定。我代表持论堂皇，众所深信，设持之不坚，君主多得一二票，天翻地覆，何堪设想。各省军士云屯，既无战警，恐生内衅。祈速决战，取消国会，毋堕敌计，免误大局。”(73)

　　 争相请缨之外，也有人试图从中调解，以打破和谈僵局。1月10日，曾以第三者自任的张謇鉴于国民会议解决政体，只剩开会手续及地点未定，不忍因此再肇战祸，密电袁世凯，拟亲自赴鄂，与段祺瑞密商，“一则表示南方设立政府，绝无拥护权利之思；一则酌拟国民会议办法数条，请其与黎元洪双方结约，作为南北军人之公意，各自电请政府照办。意既出于军人，设南北政府不允照行，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。如是则南北政府得以军人为借口，可免许多为难”。所拟办法大意为：“一、开会地点在汉口；二、议员由各省谘议局或省议会公举；三、各省议员人数暨票数，旧查人口之多寡为比例；四、蒙古即派在京王公。西藏或派北京雍和宫喇嘛，或五台山之呼图克图，或章嘉佛；五、开会期至迟不得逾一月；六、多数取决政体后，两方即须照行，蒙藏亦不得翻悔；七、政体决定，另举总统。”张謇自称各条“皆极公允”，请袁世凯决断。若否决，则不再过问，“但恐更一决裂，此后愈难收拾耳”(74)。

　　 同日，岑春煊致电袁世凯，表示：“今日国民多数均以共和为目的，朝廷既有召国会决政体之谕，自系采取多数……为皇室计，为国民计，惟有恪守唐使议定条款，从速取决国会，早定大计，庶几上安下全，举国蒙福。”(75)

　　 光复各省弃和主战的声音日渐强劲，在北方，从1911年12月底开始，反对国民会议的声音也不绝于耳。资政院议员毓善等致函袁世凯：“恭读初九日谕旨，朝廷不私天下，退让已极。乃闻伍廷芳尚不满意，必须迅速开会。以现在上海之人，强指为各省代表，草草议定。似此办法，名曰共和，实则专制。诚恐君位一去，大乱斯起。本意以求和平，反令相争相杀之机永无止境。”进而提出：一、国民会议选举章程，必由内阁起草，会场必在北京。二、唐在上海未评论君主民主利害，先自赞成共和，其电奏一味恫吓，全堕彼党之计中，不称任，请迅速调回。三、停战期内各军队不可撤退。四、奏请售卖大内宝器，以备急需(76)。

　　 1911年12月31日，直隶总督陈夔龙致电内阁度支部：“明诏召集国会，取决国体，朝廷不设成见，胞与为怀，同深感泣。惟此次讨论大局，革军处处强我听彼，其要求以少数代表于上海开会议决，固可逆料及之。尊处严持拒驳，至佩公忠。”若不行则开战，力筹军饷。1912年1月6日，甘肃谘议局议长张林炎等致袁世凯转伍廷芳等电：反对共和，坚持君宪，万一实行，绝不承认，唯有联合同志之士，共图保境(77)。

　　 1月28日，资政院议员喻长霖等致内阁袁世凯函称：“前本院建议取消国民议会，业经咨呈在案。刻闻有变通选举法之议，谕旨未发(十九信条规定皇上有颁布权，无不裁可权)……至临时国会选举，必每县一人，会场必在北京，本院亦早有所陈。兹闻内阁议拟改为各府五县以上者举二人，五县以下者举一人，殊于国民名义不符。顷外间喧传，竟有俯允南军之请，每省举出六人，议场改设于天津、青岛、汉口之说。倘果如所言，直以国事为儿戏。微特议员等不敢承认，即全国人民亦不敢以此草率办法了之。窃谓临时国会即未便取消，亦当坚持前议，每县必有议员一人，会议必在北京，万不可再行游移。议员等一再筹商，请将建议案即行颁布，坚持君主立宪，以维大局而免流弊。”(78)

　　 不过，北方官民也有赞同国民会议的呼声。1912年1月2日至4日，河南谘议局连续三次致电内阁，先是要求坚持和议，倘稍有更动，“河南人民誓与朝廷断绝关系，宁死不纳租税”。继而反对“借口正式选举，稽延时日，国体一日不定，生民一日不安”。接着指资政院“自反对和议，久成国民公敌，刻在院仅有少数议员，且民选者又占少数，对于解决国体无建议之资格。钧阁如勉从该院要求，无论如何办法，人民均不承认”(79)。

　　 唐绍仪辞去谈判代表之后，仍然暗中代表袁世凯与伍廷芳等人沟通联系，设法促成清廷交权。1月8日，他电告内阁：“四蒙独立，是已离去中国，外人得所借口，势必瓜分，和议若再不决，将来东三省又倡独立，辽东岂复中国所有。探闻民军拟自行召集国会，凡蒙回藏东省直鲁豫各处均电约到沪投票。此举不商之于我，惟求各国承认。但国民自行集议，各国决无不认之理。”(80)

国民会议的僵局和变相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，只是立场看法相当分歧。据远东通讯社的报道，1912年1月3日比京《独立报》著论：其实皇室早已处于无权之地位，当其既颁明诏，召集国民会议，付以决定政体之权，是即不啻逊位。彼亦预知共和党人决不承认君主立宪，即使国民公意，欲用君主立宪，亦必择汉人为君主。1月6日纽约克哈尔特专电：涛、朗两邸于召集国民会议一事，极力反对。庆邸则甚助袁，后太后卒定大计，明颁上谕，似无更改之余地。伦敦《每日电报新闻》专电：袁与革党谈判，绝不能和，袁请国民会议开于北京，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